《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5.6.16总第1191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公元前1046年二月乙丑日，吉时已到，武王姬发立于社庙前，100名勇士高举着云罕旗为先导，群臣环卫四周。统治近600年的商王朝已在昨日败于牧野，末代商王帝辛自焚于鹿台，翦商大业已成。姬发感怀地顾视辅佐于左右的弟兄——其弟周公旦手持大钺(yuè)，庶出的兄长召公奭(shì)手持小钺，他们跟随姬发一路东征，跨过黄河，今天和他一起举行祭社大礼，向上天和商朝百姓宣告帝辛的罪责。
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政权，史称西周。为巩固统治，周武王大封功臣与宗室，召公奭作为周初四圣之一，受封北燕，为西周巩固北方疆土，抵御戎狄。燕国是周王室的“北方屏障”，也正是燕国的分封使今天的首都北京拥有了西周记忆，这是它在历史中首次被纳入中原文明的治理体系，开始了城市化、华夏化的进程。
燕国，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诸侯国，从西周初年立国，到战国末期被秦国吞并，在长达八百余年的历史中，经历了漫长的蛰伏、短暂的辉煌，最终又走向了灭亡。与齐楚秦赵等大国相比，燕国位于中原文明的边缘，历史记载较少，许多细节湮没在历史尘埃里。直到20世纪40年代，北京西南40余公里处的房山琉璃河镇准备建水泥厂，中国银行职员同时也是考古爱好者的吴良才，发现此处遍地陶片，琉璃河遗址被发现，昔日的燕国浮出历史。
展开剩余90%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几代考古人躬身田野，燕史素隐，终现麟角，方知召公封疆非虚传。2025年4月24日，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审结束，“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顺利入选。
燕都遗址让北京城自此有了生日。最新发现的内外双城结构、首次在商周考古领域重建的平民家族树、高等级建筑群的规模与结构等等，均使西周城市复杂性的传统认知被突破。作为目前发掘时间最长、面积最大、内涵最丰富的西周封国遗址，“琉璃河”也是西周分封制度埋在土中的证词。
燕都现身
阳光暴晒的午后，一阵小风，就在赤裸的黄土地上兜起一片白烟，琉璃河遗址的考古人员，不停在探方刮面上洒水，好让土变软。一个两三米深的“坑”周围，散落着大块鹅卵石，这是3000年前的大型水井，井筒深达13.2米。
水井正北，有一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基址东北部还有一处大型水井。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西周不同时期的总面积超过2300平方米，两处夯井的面积均超过500平方米。“如此大体量的建筑在整个西周时期都很少见，大型建筑和大井的组合更是少见，这样大体量的水井为琉璃河遗址所独有。”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形制如此之大且独特，会不会是燕侯宫？几乎每个到达遗址的人，都希望从考古队员的口中听到肯定的回答，但是，迄今为止并无确凿证据出土，甚至，这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之上，曾是一座恢宏的大殿还是由若干屋宇组合而成的建筑群，也不得而知。这处基址的所在地，因为现代人类建筑活动频繁导致古代地层被破坏，遗迹暴露于表土之下，表面的建筑信息几乎全被摧毁。而琉璃河遗址的重大考古突破虽然是最近几年，但距离它第一次被发现，其实已经过去了80年。
第一个发现琉璃河可能存在遗址的人，叫吴良才。1945年8月，作为中国银行职员，他被派到房山琉璃河水泥厂洽谈业务。路过一片明显高于周围的台地时，他发现遍地碎陶片。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家、龙山文化发现者吴金鼎的胞弟，对考古也颇有见地的吴良才觉察到这些陶片不简单，于是采集了一大包，拿到当时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送给了苏秉琦。苏秉琦一见，几乎立即断定是商周的东西，无奈时局动荡。
1962年夏，已经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苏秉琦，安排学生实习时，又想起当年吴良才提供的线索，在他的提议下，北大考古学教授邹衡带着学生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合作，到房山刘李店、董家林等地开展小规模试掘。根据这次试掘，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考古》杂志1963年第三期，发表了琉璃河遗址首篇考古调查简报，其中，董家林遗址的断代被初步判定为西周时代。
1972年，正在陕北插队的赵福生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走进了北大。那时北大采用春季开学制度。“我5月结束插队进入北大，学习了两个月旧石器时代的知识，7月放暑假，9月1日再开学时，我们班40多个人就都被拉到琉璃河遗址田野实践去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边干边学是那个时期“时不我待”的选择，这次学生实习却意外拯救了琉璃河遗址。“我们到那儿不久，各地开始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平整土地。刘李店那个村，推土机开始轮番作业。”赵福生记得，机器一挖，当年吴良才捡陶片的台地立刻被掀开，文化层被破坏了，“一个个灰坑露出来，看得特别清楚”。邹衡急得去拦推土机，可是没人理睬他，于是他连夜赶回北大，通过学校向当时主管文教口的领导人汇报。
推土机终于停了下来。“多亏了邹衡先生。”后来担任过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的赵福生感慨，琉璃河遗址这才保护了起来。刘李店的文化层已被挖开，虽然叠压关系破坏殆尽，但文物仍在，邹衡干脆把学生都调去清理刘李店的灰坑。他们清理出不少西周时期陶片和高等级瓦片。“西周平民百姓的房子都是草顶，不可能用瓦。”赵福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通过这次发掘，邹衡大胆推测这里是西周燕国的始封地，琉璃河遗址为燕都的观点首次被提出。
如果是燕国始封地，那么必然存在燕侯大墓。邹衡听说，20世纪60年代村里“老施家”挖菜窖的时候挖出过青铜器，就专门找了一组人到“老施家”的菜窖附近发掘，开出一条20米长的探沟，可惜并无收获。若干年后，当燕侯大墓出土，赵福生发现，它距离当年邹衡让人挖掘的探沟最南端，仅相距十几米。
邹衡的观点引起了北京市的重视。1973年春天，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房山县文教局组成琉璃河联合考古队，开启了琉璃河遗址的正式发掘。为了尽快揭开这处神秘遗址的真容，考古队特意南下洛阳，请来了当时国内最有经验的探工。几年时间，经过大规模钻探勘察，考古队陆续发现了69座墓葬及车马坑。商周时期，北京地区远离中原腹地，却有如此多的人被埋葬在这里。几座墓葬的填土中，陶器、青铜器、玉器陆续被发现。
西周燕国都城的神秘大门，终于缓缓打开。
“令克侯于匽”
联合考古队进入琉璃河不久，赶上黄土坡村修路，铁路隧道南部的道路右侧，接连发现251号、253号墓。赵福生记得，那时候的考古条件十分有限，墓坑较深，由于地下水位高，坑里积满了水。农村白天有几个小时供电，电动水泵开足马力排水，他们可以穿着及膝的雨靴，下到坑底，在水下徒手捞文物，晚上停电，大家就点着煤油灯，做点案头工作。
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田敬东印象里，253号墓的发掘相比251号要“费劲得多”。253号的一半被压在断崖下，一半在沟内，已经发掘到很深，地下水冒出都还没有见到器物，大家都有点沮丧，但又不甘心，想用洛阳铲再扎一扎试试看。正往下扎着，突然有了发现，“我们考古人员有这手感，探铲碰上东西，手感不一样”。田敬东现在都还记得当时的兴奋。“有东西！”大伙的精神一下子来了，在水里继续边挖边摸，感觉摸到了一个大铜鼎，但是三个鼎足扎在滋泥里，嘬劲很大，两个人往上拽都拽不出来。最后只能使用倒链再用绳子拴住鼎的两个“耳朵”，上面有人拉，下面有人托。北京地区目前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堇鼎，出土了。
折沿方唇，口微敛，堇鼎造型大气雄厚，更重要的是，鼎内还铸有清晰的4行26字铭文，经考证，这段铭文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堇”奉燕侯之命，到宗周(周朝首都)向太保(召公)奉献食物，太保赏钱给堇，堇用赏的钱铸造了这尊鼎。
堇鼎的铭文，不仅证明了这里就是三千多年前的燕国都城，还佐证了《史记索隐》中的记载：“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召公奭虽然受封于燕，但本人留在都城继续辅佐周王，派遣长子前往燕国。
在堇鼎出土之前，251号墓出土的伯矩鬲盖内及口沿内壁也铸有铭文，大意是：“伯矩”受到燕侯赏赐，心里颇荣耀，于是铸此鬲。堇鼎和伯矩鬲都成为北京城历史之源的见证，而且对于西周礼制、饮食、书法等都极具研究价值，如今它们都成为首博的镇馆之宝。
251号墓和253号墓都为中型墓葬，该墓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指出的两位人物，一个受到燕侯奖赏，一个代表燕侯千里迢迢去给召公送食物，他们应该都是燕国的贵族，甚至，堇有可能是燕侯家族中非常亲近的晚辈。燕国的家族墓地找到了，邹衡曾经寻找的燕侯墓在哪里？
1981年至1986年，中国社科院与北京市再度联手，布方全揭露发掘了214座墓葬，21座车马坑。其中，M1193号大墓引起了时任琉璃河考古队队长殷玮璋的注意，这座大墓有点特殊，它的四角有四条墓道，在安阳殷墟，带有四条墓道的墓葬都是王一级的墓，但可惜的是，M1193号大墓的墓室中央，有一个圆形盗墓坑，一直盗到墓底。
“墓主一定是身份很高的人，即使盗了我也要挖。如果盗光了，那是我运气不好。”殷玮璋回忆说。1986年11月29日，考古队收工的前一天，M1193号大墓正发掘到底部。严寒冬日，天空飘起雪花，为了赶在土壤封冻前将墓葬清理完毕，考古人员加快了速度。不过当看到直径三米多的盗洞直达椁室时，大家的心都凉了。果然，墓室内的大多数随葬品已被盗墓者掠走。
突然，负责墓底清理的工作人员眼前一亮，从墓坑东南部的泥水中发现了两件完整的有长铭文的青铜器物——铜罍(léi)和铜盉(hé)，这个发现让在场的考古队员欢呼雀跃。
两个月后，经专家除锈修复，这两件器物立即名声大噪，并被列为国宝级文物。它们的内壁和器盖上都有铭文43字，铭文内容相同，只是行款稍有差异：周王说，太保(召公)，你用盟誓和清酒来供你的君王，我非常满意你的供享，命克(召公的儿子)做燕地的君侯，管理和使用那里的人民。克到达燕地，这里纳入西周版图，为了纪念此事，制作了这件宝贵的器物，并刻铭以记之。
这段铭文讲述了“召公封燕”的全过程，其中“令克侯于匽”被认为是解决遗址性质问题的关键。根据铭文，这两件青铜器被命名为“克罍”和“克盉”。M1193号大墓无疑是燕国第一位君侯之墓，但在墓主身份上，产生了一些分歧。殷玮璋认为M1193号大墓就是太保召公之墓，召公受武王的册封成为第一代燕侯，并亲自到位就封。不过他在成王、康王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仍在国都供职太保，死后才归葬于燕国。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墓主人是召公的长子，代替他在燕国就封的“克”。
无论墓主人是谁，“克罍”和“克盉”铭文可以证实，这里就是西周燕国的始封地。2021年，贵族“作册奂”墓中出土一批青铜器，其中5件刻有铭文，其中一句是“太保墉燕，延宛燕侯宫”——太保召公来到这里建城，在燕侯宫举行祭祀仪式。不但再次确认了遗址的身份，还证实了无论首位燕侯是何人，太保召公本人都亲自到达燕都营建燕都，可见燕国对于周王朝的重要性，也为燕都明确了最早的“城市设计师”。由此，琉璃河遗址的发掘指明了《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的“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奭于北燕”中北燕封地的具体位置，随着近些年考古的不断深入，还可以一窥北燕的都城到底是什么样子。
燕都从“二环”修到了“六环”
经过一排高大挺拔杨树标注着的内城城墙位置，进入一大片庄稼地，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晶说：“这就走入燕国的CBD了。”“CBD”北面是城北发掘区，在这里，有最新发现的外城壕和外城墙。
琉璃河遗址以往发现过一重城圈，城址范围约为60万平方米，但学者们总觉得，燕都的城垣不应该这么单薄。毕竟，被推断为先周和西周首都的“周原”在西周中晚期有三重城圈，在早期有两重。“商周时期的城市设计已经有双重，甚至多重城垣结构，那么燕都也不应该只简单地‘画一个圈’。”王晶说。
他们一直不死心，从2019年起经过约三年的勘探和发掘，新发现的外城壕和外城墙，明确了琉璃河遗址外城的存在。此前，西周封国遗址从未发现过两重城垣的结构，琉璃河遗址两重城垣的发现，实证了商周时期古人在城市设计上存在多重城圈的理念，也看出西周政权对于封国的强大影响。根据外城壕的位置进行推测，城址规模由不到60万平方米扩大到了约百万平方米。如果打个比方，就是以前以为这座城只修到“二环”、“三环”，现在发现修到了“六环” ，突破了对西周燕都城市复杂性的传统认知。但不知什么原因，碳十四测年显示外城壕使用于西周早期，西周中期前就被废弃，使用时间不过百年。
废弃的过程，像是一次自然社会变迁——城壕有被灰土和垃圾一层层填埋的过程，也许它曾经变为平地，这时，燕都的先民又进行了一次有意识地大规模填埋动物，很像祭祀，再后来，逐渐荒废的外城演变成寻常百姓家的墓地。
在城壕废弃后，考古人员发现了一片西周中期的小型平民墓地。这些墓地之间排列有序，很像是家族墓地。王晶表示，之前一直没有科学方法能够验证类似猜想，近年北京大学的宁超研究员团队通过提取人骨DNA，经过高分辨率的全基因组测序，复原了这些平民之间的家族结构，为他们建立了家族树。
“埋在一起，那么平时应该生活在一起。”王晶说，这样一小片墓地所表现出的家族、人群关系背后，反映的是社会的微观结构。以往的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往往记录王公贵族，今天的考古，开始为平民发声，讲述平民之间以怎样的组合、怎样的方式生活。
站在外城向南眺望，大约相隔350米，是燕都的内城城墙，在内城中心偏北，就是因为广阔面积和考究建筑材料而被外界猜测为燕侯宫的二号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及两处大型夯土井。打开根据考古测量而绘制的土井剖面图，规模颇令人震惊，井口虽然只有两米左右，但夯土直径超过25米。
为何取用如此大的夯土面积，考古人员一开始也不能理解，后来推测，可能因为周围的生土质量差，含沙量大，如果垂直自上而下挖井，容易垮塌。在内城，还发现了多处这样的大型夯土井，部分存在配套设施，它们可能是城市单元的标识性要素。这为探索西周城市分区提供了线索，将有利于未来继续研究整个城市的布局结构。毕竟，井的规模如此大，建筑成本如此高，肯定是当时一个建筑单元的重要部分。
二号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尽管尚不能确定是否为燕侯宫，但根据出土的卜甲、卜骨、原始瓷片、仿铜陶片、板瓦、墙皮等高等级遗物和建筑材料，可以推断它至少是一个重要的高等级建筑，到底是宫殿、宗庙还是官署，尚需进一步考证。
如果仔细端详地面上的夯土，即便是外行也可以隐约看出颜色和质地的不同。王晶解释：“这是因为基址内部的夯土分为三型。”C型夯土为黄色生土夯筑，质量很好，年代最早，为西周早期；B型次之，为一层黄土加一层青色胶泥结构，而青色胶泥在地下五米深才能见到，推测是和水井同时建造、使用；A型最晚，可能为西周中晚期，质量也最差，掺杂大量陶片、骨骼，说明中期前后大型建筑发生了一次巨变，甚至可能经历火灾，因为夯土杂质中，存在焚烧过的土块和建筑材料。
这样的变迁也许与该地不再作为都城使用有关。“早期夯土是官方营建行为，整体设计规划，甚至可能有专人监督管理，晚期的营建行为可能非官方，而且是废弃后的再利用。”王晶说。
如今这里只剩黄土，但考古的“土里找土”正在尽力还原燕都内外城的生命史，土里仍然藏着3000年前最真实的人间。那时的燕都城内，有密集的人口，他们按不同等级分工协作。辅助燕侯的中小贵族负责出使、占卜、文字记录、行政管理……他们和从事“铸铜”等高等级手工业的“蓝领”，一起生活在城内。城外则可能是以耕种养殖为主的百姓，更远处还有相当多的村庄聚落以及卫星城，受燕侯管控。他们以粟、黍为主食，贵族能经常吃上肉，出行还有车马。平民的房子都是草顶，条件好的在地面上盖房，甚至可以住上“一室一厅”，更贫苦的人住在半地穴式的“地窝子”里。
但这座井然有序且繁荣一时的燕都，仅仅存在了一二百年时间，便遭到废弃，废弃的原因至今不明。还有一点颇令人疑惑，遗址北城墙保存完好，但南城墙却只有断断续续的几点护坡残垣。联想到疑似燕侯宫的大型建筑曾遭大火焚烧，不知这里是否有过天灾或战争。
在这座国都被废弃后，一些平民还留在这个地方，他们的居住痕迹只延续到西周末期，便消失了。毕竟，在历经周朝800多年历史后，华夏文明将迎来一个强势且大一统的政权，而在这之前，燕国太子丹曾派出荆轲奋力一搏——“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公元前222年，燕国落幕。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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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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